日本经济现在出现了一组相互牵制的难题。日元持续走弱，进口能源和食品成本抬升，家庭购买力受到挤压。政府准备大幅下调食品消费税，高市内阁也希望借此修复支持率。金融市场却担心减税扩大财政缺口，日债收益率随之上行，日元承受更大压力。中国游客减少，日本的部分零售、航空和地方旅游业也失去了重要客源。
日本政府需要用财政扩张安抚选民，财政扩张又在削弱市场对日元和国债的信任。减税能够降低部分家庭支出，却无法自动解决财源、汇率和债务利息问题。美国出手之后，日元获得喘息，但日本经济面临的约束依然存在。
日元危机已经从汇率蔓延至财政与民生
日元一度接近一美元兑换164日元，达到约四十年来的低位。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和原材料，汇率贬值会很快进入电费、燃油、食品和耐用品价格。日本央行的最新展望也承认，原油价格和日元贬值仍在推高商品价格，剔除生鲜食品和能源后的通胀率仍可能高于2%。家庭的生活成本压力不会随一次汇率反弹迅速消退。
日元走弱还有金融原因。日本政策利率明显低于美国，投资者可以低成本借入日元，再购买收益率更高的美元资产。只要利差存在，做空日元、持有美元资产就有吸引力。政府买入日元能改变短期价格，难以改变资金长期流向。市场因此关注日本央行是否继续加息，也关注高市政府是否可以继续扩大支出。
日本央行结束收益率曲线控制并减少购债后，政府发债需要更多依靠市场承接。高市推出投资、补充预算和减税计划，投资者会重估债券供给与偿债成本。日本中央和地方长期债务余额预计达到1344万亿日元，财政年度债务付息及偿还支出超过31万亿日元。利率上升会继续扩大财政支出的刚性部分。
日本经济的政策空间明显收窄。提高利率有助于稳定日元，却会抬高政府融资成本。维持低利率能够减轻债务压力，又会鼓励资金继续流向美元。扩大财政支出可以托住需求，同时会加重债市对未来发债的担忧。
亡国减税把支持率压力转化成了财政风险
高市推动的方案准备把食品消费税从8%降至1%，再通过补贴返还剩余的1%，形成两年期“实质零税率”。这项政策抓住了民众最敏感的食品价格，也符合高市的选举承诺。减税确实能够降低部分日常支出。争议集中在财政可持续性，以及临时政策能否按期退出。
日本消费税承担着稳定财政收入的重要功能。现行预算中，消费税约占政府收入的22%，年度预算又有接近四分之一需要债务融资。高市承诺不增发国债，准备从政府基金、非税收入和外汇储备等渠道寻找资金。市场仍然怀疑，因为这些收入具有一次性特征，税收减免压力会持续存在。动用基金填补缺口，还会减少应对金融波动和经济衰退时可调用的资源。
所谓“亡国减税”并不是字面上的国家崩溃，日媒担忧的是财政信誉被选举政治持续消耗。食品税率降下去以后，恢复到8%会直接增加居民支出。两年期满又接近新的政治周期，政府可能推迟恢复税率。
投资者据此判断，临时措施存在长期化可能，未来财政缺口也可能回到发债渠道。债券收益率上升和日元走弱，是市场对政策可信度作出的定价。
减税也不能增加能源供给，不能缩小日美利差。企业在人工、物流和进口成本上升的环境中，还可能通过调整未税价格吸收部分减税空间。消费得到短期提振以后，进口需求增加又会带来外汇需求。财政刺激与货币紧缩方向相反，日本央行稳定汇率的难度随之上升。
高市内阁由此进入了一个政治循环。物价上涨压低支持率，政府以减税回应。减税引起债市和汇市担忧，日元承压后又推高进口价格。新的物价压力继续要求政府提供补贴。只要财源和退出安排缺少可信约束，政策规模增加也无法恢复信心。
中国客源收缩，日本少了一层外需缓冲
日本上半年接待的中国大陆游客同比减少56.4%，降至约206万人。中国游客长期是日本入境旅游中规模大、消费能力较强的群体，人数下降会影响百货、药妆、酒店、区域航线和地方商业。日本整体入境游客也出现小幅下降，其他客源的增长只能抵消部分缺口。
中国游客减少的提醒了日本，外部需求无法被视为无条件存在。弱日元要转化为真实消费，仍取决于双边关系、旅行意愿、航班安排和消费者信心。
中日经贸和人员往来具有很强互补性，稳定关系能够让企业和地方经济受益。安全与政治摩擦升高时，旅游和消费会先感受到变化。日本过去习惯把对华经济收益与对华安全政策分开处理，企业继续依赖中国市场，政治层面同时提高对抗色彩，两条轨道很难长期互不影响。
日本把旅游业视为地方振兴和服务出口的重要来源，部分商业设施高度依赖中国消费者。客源收缩后，弱日元带来的价格优势无法自动填满酒店和商场。高市政府想用国内减税弥补外需波动，效果有限，因为减税改变居民支付价格，旅游下降影响收入来源。
美国出手只能稳住市场，无法替东京解决问题
美国参与支持日元是这轮动荡中的重要金融动作。针对日元贬值而实施的美日联合买入行动，上一次可追溯到亚洲金融危机期间。美国财政部通过纽约联储协调市场操作，并表示愿意在必要时继续采取措施。日元随后反弹，美国这次的参与提高了干预可信度。
美国的考虑首先涉及本国债券市场。日本持有约1.14万亿美元美国国债，是美债最重要的海外持有方之一。日本单独干预汇率时，需要获得美元并卖出美元买入日元。外汇储备大量配置于美债，市场担心东京持续干预会增加抛售压力，推高美国长期利率。美国财政部支持使用美联储的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工具，让日本以美债作抵押获得美元流动性，减少直接出售美债的需要。
美国还担心日元失速引发更广泛的金融震荡。全球大量交易以低息日元融资，日元突然升值会迫使部分投资者平仓，持续暴跌又会打击日本国债和金融机构信心。日本仍是全球主要资本输出国，国内收益率上升还可能吸引资金从美国和欧洲回流。美国提前介入，意在降低无序调整对自身融资成本和金融稳定的冲击。
同盟关系构成行动条件，高市与特朗普政府在安全和产业政策上保持合作。美国这次行动仍有明确的利益边界。华盛顿维护的是市场秩序、美国国债需求和亚洲金融稳定，不会长期替日本承担财政扩张的后果。日本政府继续扩大缺少稳定财源的支出，日本央行又无法缩小利差，外汇干预带来的升值就容易被市场重新消化。
美国买入日元为高市争取了一段调整时间。东京仍需在减税规模、资金来源、国债发行和日本央行政策之间建立可信协调。外部资金能改变一段时间的汇率走势，无法代替国内改革。人口老龄化、社会保障支出增长、能源进口依赖和生产率提升缓慢，也不会因一次联合干预而消失。
日本经济目前最缺的是政策可信度。食品减税可以减轻部分家庭负担，前提是财源安排经得起审查，退出机制能够执行。稳定日元需要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减少相互抵消。改善对华关系有助于恢复旅游、贸易和地方商业，但中国不会承担日本政策失误的成本。美国维护日元，也主要服务于美国国债市场和全球金融稳定。
高市政府仍有选择。继续依赖减税、补贴和外汇干预，能够延后压力集中释放。调整财政承诺、允许货币政策恢复有效性，并降低对外关系给经济增加的风险，才可能逐步修复市场信任。美国已把危机从日本眼前推开一些，能否避免它重新回来，决定权仍在东京手中。
文 | 赵杰 国际关系专业硕士，媒体人、曾就职于凤凰网、大公报、澎湃新闻等媒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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