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7年6月30日深夜，大雨浇透了整个维多利亚港。
一位英国上将站在窗前，看着米字旗落下，看着五星红旗升起，说了一句话——"谁敢跟中国解放军对抗？至少我们不敢。"
这句话不是感慨，是结账。而这笔账，从1842年就开始算了。
三张条约，一道死账（1842—1981）
1842年，第一刀。《南京条约》签完，香港岛割出去了。18年后，1860年，《北京条约》再签，九龙半岛跟着走。又过了38年，1898年，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落笔，新界租期99年，到期时间写得清清楚楚——1997年6月30日。
三份条约，三刀下去，英国人拿走了整个香港。但这三刀里，只有前两刀是"割让"，最后一刀是"租借"。期限到了，是要还的。这一点，中国人从来没忘记过，英国人自己心里也清楚。
问题是，到1970年代末，谁都知道日子快到了，但谁也没先开口。
1979年3月，香港总督麦理浩飞去北京，试探了一下。他带着一个想法：租约到期，能不能续？或者换个方式，让英国人继续管着新界？
邓小平见了他，听完，给出了一个答复：主权问题不是拿来商量的。 中国对香港的立场，从来没变过。麦理浩灰溜溜回到香港，什么都没带走，只带回了一个信号——北京已经在倒计时了。
1981年12月，倒计时变成了明文决定。中央拍板：1997年7月1日，收回香港，一天不晚。 同时定下两条原则：主权必须完整收回，不接受任何变通；香港的繁荣稳定，在收回之后必须延续。
账单已经摆上桌，接下来的问题只有一个——英国人肯不肯结。
二十二轮，每一轮都没赢（1982—1984）
撒切尔夫人飞来北京，带着马岛战争的余温。
1982年4月，她刚刚把舰队开了一万多公里，把阿根廷人从马尔维纳斯群岛打跑了。英国举国沸腾，她自己也觉得：赢了一场战争，全世界应该给我面子。
于是1982年9月，她带着这股气飞去北京，打算用同样的强硬拿下香港谈判。她的方案叫"以主权换治权"——名义上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，但实际管理权留在英国手里。
这个方案看起来聪明，实际上是一个致命的误判。
邓小平听完，直接否了。他说的话没有外交辞令，每一句都像钉子：主权问题不能拿来谈，中国人穷是穷了点，但打仗不怕死，收不回香港就是李鸿章。 撒切尔夫人坐在那里，第一次意识到——马岛那套在这里完全不管用。
谈判正式开始，从1983年打到1984年，一共22轮，换了一茬又一茬的谈判代表，核心方案始终是那个"主权换治权"，结果始终是碰壁。
其中最激烈的一轮，是关于驻军问题。英国人的逻辑是：解放军一进香港，投资者就会跑，市场就会崩，繁荣就完了。他们提出用香港警察承担防务，或者搞个"内部安全部队"替代解放军。
邓小平接见英国外长，当场把这个方案推回去了。批示只有一个意思：不让。 他公开说，香港是中国领土，为什么不能驻军？没有驻军权，还叫什么中国领土？驻军问题，死死咬住，英国人一步没撬动。
1983年9月，谈判陷入最深的僵局，香港金融市场率先崩了。港元在短短几周内暴跌，最惨的时候一美元可以兑换超过九港元——正常水平是七块多。超市里大米和食用油被抢光，银行门口大排长龙，整个香港人心惶惶。
这场风波，有港英政府主动推波助澜的成分，本质是英国人想通过制造恐慌，逼北京在谈判桌上让步。
结果呢？不仅没逼成，港英政府自己反而被迫在六周后推出联系汇率制度，把港元死死钉在7.80的位置上。 这个制度一直沿用到今天。经济牌，打出去，打在了自己脸上。
1984年9月26日，22轮之后，英国人认了。
中英双方在北京草签《联合声明》，确认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。三个月后，12月19日，正式签字，条约向联合国登记，编号23391，白纸黑字，全球见证。谈了两年，英国人一寸没拿到。
过渡期的最后挣扎（1985—1996）
条约签了，英国人并没有就此认命。从1985年到1997年，整整十二年的过渡期，他们挨个试了能用的招数。
第一招：驻军问题继续磨。
签完联合声明，英国人还在磨驻军条款，希望能在措辞里留下某种限制。这一轮拉锯打了很久，最终结果写进了1990年通过的《基本法》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的防务，驻军权完整无缺。 英国人的磨，没磨掉任何东西。
第二招：搞人，在香港埋钉子。
1990年，港英政府推出居英权计划，向五万个家庭发放英国护照，重点照顾商界精英、高级公务员、纪律部队骨干。明眼人一看就懂——这是要在香港体制里留下一批"自己人"，让他们在回归后继续发挥作用。
中国政府的回应简单直接：这批人的英国护照，我们不承认。 《基本法》明文规定，香港特区高级官员不得持有外国居留权。居英权计划拿走的人，大多数再也回不到核心岗位。这张牌，出手就被截了。
第三招：最后一板斧，彭定康的政改方案。
1992年7月，英国派来了最后一任港督，彭定康。他上任不到三个月，就在立法局抛出一份政改方案——大幅扩大直选范围，改造功能组别选举，把原本窄得可怜的民主通道撑开了好几倍。从字面上看，这叫推进民主。从时机上看，这是在回归前五年往香港政治里塞进去一颗钉子。
北京的反应是：这违反了中英双方原有的谈判框架，不接受。
中英随后坐下来谈了17轮，谈了整整一年，每一轮都没有结果。谈判彻底破裂之后，国务院港澳办主任鲁平在镜头前说了一句话，措辞之重在外交史上极为罕见——"彭定康是香港的千古罪人。"
1994年6月，彭定康的方案在立法局以一票之差勉强通过。中方随即宣布：原来设想的"直通车"安排取消，另行成立临时立法会，以确保1997年7月1日回归时不出现权力真空。英国人在立法层面最后的布局，被一刀斩断。过渡期快结束的时候，连主政人选也没落在英国人手里。
1996年12月11日，香港特别行政区推选委员会投票，董建华成为香港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，随后获中央政府正式任命。香港第一届政府的班底，由北京定，不由伦敦定。
三招挨个落空。英国人走到了最后一步——如何体面撤出。
最后八小时，一秒不让（1997年6月30日—7月1日）
谈到最后，连仪式本身都是一场谈判。
交接仪式上谁坐哪个位置、旗帜升降的顺序、记者怎么采访——每一个细节，中英双方都拉锯过。仪式的流程，是一分一秒抠出来的。中国前外交部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赵稷华后来回忆说，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通过谈判完成主权移交，在世界外交史上没有先例，而谈判之艰难，也同样没有先例。
仪式定在1997年6月30日深夜到7月1日零时。
时间表上有一个细节，极能说明问题：英方坚持要把降旗时间拖到6月30日最后一秒，直到23时59分59秒，才肯放下米字旗。中方的要求是：五星红旗必须在7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准时升起，一秒不让。
英方乐队奏国歌，只用了三十几秒，比正常演奏短了将近二十秒。升旗手朱涛站在原地，纹丝不动，等时间到了再动。两套节奏，两种坚持，在同一个仪式上同时存在。
1997年7月1日零时零分整，国歌奏响，五星红旗升起，英国对香港一百五十五年的管治，在这一刻结束。
约翰·查普尔，驻港英军司令，后来当上英国陆军参谋长，站在军营窗前看完了这一切。
多年后，他说出了那句话——"谁敢跟中国解放军对抗？至少我们不敢。"
这不是一个老将的失落，这是一个经历过整个过程的人，对一百五十五年历史做出的最诚实的结账：武力赢不回来，外交没拿到，最后的姿态也得按对方的节奏来。
从1842年的三份条约，到1982年的22轮谈判，到1990年的《基本法》，到1996年的人选确定，到1997年的零时零分——这道算术题，算了一百五十五年，1997年，终于结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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